发布时间 2008年1月3日
开篇：先看一篇我2002-10-18写的帖子
又是好好学习时
唉，这年头，不学习行吗？
你没看见，那帮老总都在往北大清华跑，读个MBA之类的；那些红翎官员，动不动就挂出个教授头衔，也甭管客座不客座的；就连路边卖假文凭的都蛮有文化的：“北大清华的立等可取，哈佛、耶鲁的隔日取。”大家谁不想学历高一点，素质高一点，收入也高一点。
其实我这人对生活的要求挺简单的，因为爱瞎琢磨，我喜欢上了哲学。于是我就想在大学里当个哲学老师（也许是因为遗传吧，我妈当了一辈子小学老师）。当老师好啊，有寒暑假，又有青年学生崇拜，自己都会觉得年轻的。1992年大学毕业时，我报考了本校哲学系硕士研究生，结果专业课考了85分，英语没过，没戏。我的导师眼巴巴的对我说（因为这年头迷恋哲学的人已经很罕见了）：“你留校工作吧，过三年再考我的在职研究生。”于是我放弃了去部委工作的机会，留校了。可是，就这么点要求，实现起来就那么难。教务处说，学校有规定，你必须有硕士学位才能当专职老师。
三年时光到是好过，自学或旁听些专业课，也挺有收获。好容易熬到第四年，国家政策却变了，哲学系也暂停招收在职研究生了。我不死心，又复习一年，打算考脱产的，谁想到了第五年，政策又让了，可是不巧，这时我的导师退休了。于是我另换门庭，投师他太太，改学心理学。
本以为是学分制，我拼命上课就可以尽快读完，谁想，革命道路多坎坷，我又栽在英语上了。在职研究生的英语是国家统考的，一年一次。第一年，我没有准备好，没考过；第二年，我认识到自己在词汇上的短处，便对症下药，狂背单词，结果，考了个当年人民大学在职研究生英语最高分：59分；第三年，我所有的课程都结业了，就等着英语成绩开题做论文时，我终于迎来了时来运转，英语以72分通过。想想考英语的这三年，我除了日常的学习外，在考前三个月都把自己关了禁闭：每天下班后把呼机手机电话全部关闭，一心一意学英语，几乎没有任何社交活动，完全泡在应试的题海里。每年的年度生活都是这样的：春节后开始禁闭学习英语，到六月考试，七、八、九月补习专业课，十月、十一月专业课考试，十二月稍稍放松。
本以为英语考过了，该熬出头了，结果倒霉的事情又来了。因为英语耽误了一年，在我论文的写作过程中，我那心理学的女导师也退休了，而且更背的是她是哲学系唯一的心理学硕士生导师。于是，我只好又转移方向，重写论文，跨越心理学和应用伦理学，这使我有幸成了人民大学第一个跨学科双导师的在职硕士研究生。
从1992年毕业，到2000年，经过八年的艰苦“抗战”，我终于获得了哲学硕士学位。当我兴冲冲地跑到教务处要求当专职老师时，他们很不屑地对我说，学校有规定，你必须有博士学位才行。
我靠，这年头，不学习行吗？！
而如今，我又要好好学习了，因为我打算明年报考哲学博士……
续篇：再copy一篇2004.07.20凌晨5：00的文字
尘埃落定，悲喜交集
读博士不是我的梦想，我的梦想是当一名讲授“西方哲学史”的教授。
1992年大学毕业时，学校说要想当专职教师，必须有硕士以上学位，但学校同时也有规定，本科毕业留校工作需满三年才能申请读硕士。于是我就苦苦等待，三年之后，哲学系不招在职研究生，第四年－－1996年，终于招了，我是第一拨读在职硕士。2000年硕士答辩完毕，学位是拿到了，但是没有任何意义，学校说，现在必须有博士学位才可以申请做专职教师。于是，玩了一年，2002年秋天开始复习，2003年考博。英语，还是该死的英语，差了11分，想都没想，就出门玩去了。2003年秋天再次复习，2004年继续考博，这次不错，专业课考了第一，面试也很好，结果英语，还是还是还是该死的英语，差了一分。导师接到我的电话后蛮开心的，他夸我：“胡邓，你真TMD会考啊！”
于是，故事就展开了。
记得那天助教在我家帮我复习听力，导师打电话来询问我复习的情况，我坦诚回答：“我正在努力，专业课问题基本上不大，就看英语了，我一直在抓英语。李老师，我想好了，今年无论如何都要上，考过了，咱什么都不说，如果英语没过，咱争取特批，特批不了，我自费也要上！”当时斩钉截铁的样子，现在历历在目。导师听后只说了一句：“好好准备，别给我丢人！”电话毕，看见助教窃笑。她说从来没有见过老胡这么一本正经毕恭毕敬的样子。
复习英语是件很艰难的事情，白日里上班，晚上回家学习，要备课、讲课，还要咨询；要在一个志愿者团队做义工的督导、做理事，还要参加精神分析师为期三年的连续培训。这些还都是“正经事情”，那些“不正经的”也还有很多：当人大在线舒心坊的版主，当Sina旅游论坛的版主，给杂志社写稿子骗稿费，给电视台当嘉宾露小脸。为了养家糊口，还要去昌平、密云讲课，要给无聊电视栏目做策划，在周边高校巡回讲座……
当然，这一切都不会耽误我十一的旅行，不会耽误我元旦和春节的滑雪，更不会耽误我去星巴克看漂亮美眉。
3.8日开始考试焦虑失眠，每天凌晨四点才能入睡。3.13日考试，英语听力是在教学一楼西侧二层的某教室里用破喇叭听的，除了开始和结束的音乐，啥都没听明白。考完后很郁闷，但是作文蛮开心的，翻译也蛮开心的，于是自己到季诺吃了午饭，回家睡觉了。就这么怪，英语一考完，失眠就不见了。第二天上午下午专业课，得心应手，和超级BT优秀师妹比赛看谁答题快，虽然每次都是我输，但是我虽败尤荣－－她科班学了七年的哲学，是应届毕业生嘛！
4月初，专业课成绩出来了，第一名，喜；4月16日，英语成绩公布，悲……
一分，就差一分，录取线50，我很客气的考了49，一同报考我导师的另外一个家伙，考了50.5。
系主任说，理所当然，过线的被录取了，你再找研究生院试试，看看是否可以特批。
研究生院答复：不可以，因为我的导师每年只能招一个博士生，在职的也不行！
于是，就开始了自救行动：找某老师帮忙去找某书记，找某先生帮忙去找某校长，找某女士请她父亲（我国著名国际经济学家）出面说情……
结果答复都是：等等看吧。
于是就这样等待了。
五一还是出游，去神农架喝曼特宁，听蔡琴，闻落雨，看街景……
回来后，在盲目的际遇中继续奔波，等待是个随手话题了。
记得五月的某个周一的晚上，和朋友在西单中友百货的星巴克喝咖啡，他问我博士的事情进展如何了，我就随意给某院长打电话，他说估计没戏了，因为今年哲学系招60个博士，过线的100多个，无论如何是不会录取不过线的，除非没人报我导师，那才有申请特批的机会，能否特批下来，也不好说。绝望之中，我们二人坐在那里说，干脆想办法把那个考50.5的家伙干掉，让他从我面前消失！
第二天早晨上班，突然接到导师电话，说那个50.5的家伙不上了，那厮还考了别的学校的博士，也过线了，打算到那所学校去读。
于是，特批的概率从N万分之一忽然变成80%
打电话到哲学系，主任说依现在的情况，你就不用操心了，所有的手续都由系里按程序办。我突然明白中国那句老话：否极泰来。
再下来，就是N天后某老师打电话来恭喜我了，某书记告诉她，我通过了特批。
欢欣鼓舞了没两天，接到系里的通知，根据研究生院的要求，今年特批的我这样的要交4.2万的学费！于是，又明白了成语乐极生悲的含意。
4.2万，把我卖了得了。
学还是想上的。虽然考博士不是我的梦想，但是它是我实现梦想的必须步骤啊，尽管我已经知道，现在科班的博士毕业生都未必能留校当专职老师，但是，我还是喜欢朝我既定的方向前进。
选择有二个：咬牙交钱，上；打死我也不交钱，明年再考。
基本上没有犹豫，选择了前者。因为我知道，自从住到定慧寺后，我的生活质量下滑得多么厉害：这里没有星巴克，没有椰林星诺，没有米箩，没有上岛，没有雕刻时光，没有双子座，没有一家咖啡馆，甚至连肯德基麦当劳都没有。房子虽然大了，但是花费也陡然涨了，搭在路上的时间多了，学习的时间和精力都下降了。我很可能复习的效率更低，考的更差。最最重要的是，搬离大学校园后，想找同学们辅导我都很难了。
妈妈来电话安慰我说，你上大学是最后一批没有交学费的，上硕士也因为某种关系，系里免了你学费，现在读博士了，该交学费了，外面有多少人想交费都没机会呢。
好在系里又通知我，在职学费是3.6万；又过些日子，系里说研究生院又开会了，象我这样的（编制在教辅的）校内在职学费是2.4万，而编制是教师的学费全免。
我还能说什么呢，适可而止吧。于是，把协议签了，把2.4万交了，喜喜悲悲地就出来了。
我的住房公积金是3.7万，原来打算把它拿出来买：SONY DV，Canon DC，Philips背投彩电，现在交了2.4万学费，DV，不见了；DC也不见了……
现在回头一想，其实这件事情早已注定。因为我是著名的乌鸦嘴，还没有考试呢，我就跟导师说“李老师，我想好了，今年无论如何都要上，考过了，咱什么都不说，如果英语没过，咱争取特批，特批不了，我自费也要上！”
最后果然就是英语没过，特批上自费了，嘿嘿。
有时候坐在那里想，这一分也蛮有价值的。
在复习的这段时间里，我生活发生了很多奇妙的事情，其中任何一件事情的不发生或少发生，都有可能赢来这一分，然而，它们竟这样发生了。
只好说，生活是荒谬的，呵呵。
不知不觉罗嗦了这些，我开始写的时候，天是黑的，现在，窗外已经亮了。今天还要上班，不知道二个小时的睡眠如何应付十小时的一天。
结语：你有几个15年？
我一直在执著于当大学老师，因为我深信，我会是个好老师的。我从来不教育年轻人应该如何如何，我鼓励他们探索，鼓励他们创造，鼓励他们关爱彼此，发现自我。但是，我的身份也一直很困扰我。
因为我毕业留校时是留在了校部机关的学生工作部，因此，我的“编制”是行政干部，虽然也讲课，但是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老师，后来虽然于1997年拿到了国家高等院校教师资格证书，但是编制就是编制，我的身份依然是“行政干部”。可是我这人挺轴的（北京方言，一根筋的意思），就想当老师，就想把课讲好，所以不断地试图从硬件上达到学校的要求：硕士、博士啥的。
结果，很遗憾，我博士还没念完，学校就出台相关规定，为了避免学术近亲，本校的博士不能毕业留校当老师。于是，自己觉得离梦想越来越远了，不知道自己真的拿到博士学位后，可以跳槽到哪里当老师。因为，没有编制上的“教师”身份，我课讲得再好，也不能参加“十大教学标兵”的评选，我的课程设计的再好，也不能参加北京市的精品课程评选，也就是说，无法得到可以写在档案里的官方荣誉，那么即便你想跳槽，简历上也会十分苍白。尽管我自己知道，此时此刻，有572位同学报名选我下学期150人的课，他们很喜欢我，给了我许多来自民间的昵称，“毕竟我是给我的学生上课，而不是为他们上课，我相信我的思路对学生是有益的。”这是不久前跳楼的余虹教授的遗言，我也如是鼓励自己。
2007年岁末，人民大学启动了人事制度改革，在改革的春风中，经过我们处长的争取，学校终于同意心理咨询室的咨询师可以属教师编制了，于是，又如同特批博士一样，经历了一周多起起伏伏，否极泰来的过程，我终于在2007年12月27日签字画押，成为了真正编制意义上的“教师”，改变了行政干部的身份。那天晚上正好是我这学期“情感心理学”的最后一课，讲课结束后，我跟同学们分享了这一信息，大家给我鼓掌祝贺。
从1992年起，到那天，整整15年，我不知道，一个人，一辈子，能有几个15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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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：
制度下的社会，实现梦想常常会付出令人咋舌的成本。
也许正因为常人无法坚持，所以做到了的人就在我们眼中变得伟大起来。
来之不易的成功因为付出的时间和辛苦变得不平凡，这于谁来说都是一种安慰。
有人会说，生命在于过程，正是这中间的坎坷才使得最后的结果变得美。可是，让我感受到更多的，是应该在“美”前面加一个“凄”字。
是啊，人这一生能有几个十五年？一辈子又可以实现多少梦想？
一个制度，应该给予它的公民存在感、成就感和幸福感。
老胡是幸福的，但是这幸福是他给自己的，因为他在追求自己想做老师的梦想，所以我说这种成本的付出是凄美的。
与此同时，还有一些可以称得上是“凄惨”的人，花上十几年去告个状、去上个访，只是为了争口气、讲个理，改善一下生活的现状而已，根本谈不上为了梦想而努力。
梦想是要追求的，生活也是要改善的。
为“人”，必须如此对待自己。
当然，也需要如此被对待。
